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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像是我对那位藩主老爹分析过的,就算我本人不在藩主的位置上,我也可以给那些家臣和国人提供更多的前程和机会,让他们继续追随我的理由和动机。
但是那个女人和他的儿子,能够做的就只有从藩主的库藏和积存里挖墙角,来交接关系和收买人心,或者用未来期许的权益去交换,这种损公肥私的做法,只会让藩家威信和实力,从此走向衰弱和无力。
而随着随着藩主的和好与交权,她已经失去最后一点拿出手的依仗和名义,又被迫交出所有联系的名单和渠道,也等于变相失去了某种信誉和机会,而唯一的寄托和期待,都形同人质的掌握在我手中,已经很难再翻出什么花样来了。
再说我虽然高姿态的放过对方,但是还是通过这些名单和渠道,给那些枉死的人,找回一些公道和报偿来。
一个失去一切走向疯狂的女人下限,固然不可小觑,但是作为一个处处受制于人,又不得不各种投鼠忌器的母亲,却是好对付的多。更何况我还给了她一点点画饼充饥的盼头。
这也是我格外带走这个便宜弟弟的缘故,当然潜意识中,也有不愿脏手或者说让老头子为难的一点情节把。
不过话说回来,真正掌握罗藩的财计大权的时候,才发现实际的家底比我想的更有料的多,相比体现在账面上的钱币和金银数量,藩内藩外大量的物业、田土和庄园、工坊,商社和店铺,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数量庞大的出入,显然是历代藩主苦心经营的成果。
无怪无论内外,都有人处心积虑的想图谋之,光是我那位歌姬小妈的脂粉钱,就是专门由州城指定十几家铺子的营收来支给的。
而治下的家臣和国人们的日子,看起来这些年还过的不错,仓禀里都很有些积余和储蓄,当然了,这些东西不是以钱财的形式体现出来,而是大量各种土产和物料、半成品和成品的存在形式。
在南朝治下,唐人只是一个广泛的名词,有着国人和归化人的区别,而国人又有岭外当地的土生国人和海藩后代的海生国人上的差别,而土生国人之外又有所谓北人的概念。
再加上数目庞大的藩奴,以及南投的荫包户口,构成了南朝社会主要阶层和成分。罗藩的二十多万口民,那是包括了归化人和驯丨熟的土户,至于各家拥有的藩奴什么的,不算在户口里的,而是和牛马一起编帐。
既然有机会掌握这些资源,自然要想办法让它们流通起来,变成可以运作的金钱循环。
有了名正言顺的藩主资格之后,我只是让管事罗义,出去探访亲戚的时候,在地方上招待的宴席上透露个口风,婆罗洲会馆就马上多了一大批新进会员
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,虽然表面上作为新入会的基本资格和条件,他们都是以捐纳和入伙的份子,以及定息投资的形势,交给婆罗洲会馆这个集体,但是这些资源经过若于个渠道过滤之后,还是会变成我家掌握的东西。
因此,
需要回程的时候,我不再直接走海路,而是以某种宣示性的巡游,从陆路上慢慢穿过东西婆罗洲的十几个州县和若于家藩领,一一拜访和接待过去。
海藩之间也有传统利益上的竞争和矛盾,同样也有上代遗留的恩怨情仇什么的是非纠结,或于脆是因为水源,地界、宗族、户口之类的鸡毛蒜皮的琐事,积累而成的所谓仇隙因此,这些所谓“远亲近邻”们,也并不总是关系和睦,或是一团和气的存在,历史上也不乏各种连横合纵,相互勾心斗角的例子
西婆罗洲曾经有四个直辖州又九个羁縻州,管领着十九家分藩和数十个大小土人部落,但是能够沿袭到现今只剩下十一家,而且其中有七八家,出现了中途改易和减封,或是因为出现断代的危机,而造成的家名更换。
而国朝的直辖州县,因此则变成了七个州又二十三县。其中很多是因为分藩旧领的家系,实在无法维持,或是纷争过于惨重,而将领有献诸朝廷,转诸侯世爵为国爵,广府做一个吃世禄的富家翁。
相比之下靠近海边的罗藩,因为先人在选择封地的时候,避开了那些相对富庶开化,也是纷争不断暗藏隐患的地区,而选择在靠近莽荒的边角之地,因此世代经营开拓下来,天然的地理环境要好一些,
西面和南面主要是海,仅有一个港口和一些渔村,路上邻接的也主要是大片未开化的蛮荒之地,以及那些生聚于丘陵、大山之间的山中土蛮,因此就算再在抚远州境内,也鲜有可与匹敌的竞争对手,
又闹出废长立幼而导致父子不和的出走丑闻,自然也惹来少不少觊觎之辈,比如当年州城那一群鼓噪着要为我出头的罗氏远房宗亲和族人,乃至来自别藩和官府背景下,不乏希望通过与我那个便宜弟弟的婚姻,获得一个乘机介入的理由和借口,只是我的强势回归和重归和睦,显然直接或者间接的,粉碎了这些图谋和打算。